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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望历史，我们更应珍视来之不易的今天。
1984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一批思想开明、富有激情的中青年学者云集浙江德清莫干山，开启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莫干山会议。会议的召开，是多方势力与条件共同推动的。朱嘉明、黄江南、张钢、刘佑成四人，经过五步，凝聚共识，组织此次会议。他们在风险中周全考量，争取了开明力量的支持，通过原始众筹方式取得资金，在浙江这块改革开放先行区上举办了此次会议。
会议汇聚了全国各地关注改革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富有理想，勇于探索。会议的召开为青年一代在中国新时代的崛起提供了舞台。当时，商品经济理论仍遭到部分势力的抵制，城市改革尚未全面铺开，会议的举办并不容易。但是，这些中青年学者以务实的态度，为党和国家建言献策，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回顾莫干山会议，让我们重新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
文 | 夏 日
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产业经济、乡村振兴以及社会治理等，曾主持或参与多项政府机构等研究课题，长期在全国多地开展驻社区调研，撰写大量调查报告随笔和政策评论，多次发表在人民日报、中国社会报、澎拜研究所、中新经纬等媒体及杂志。
图 | 1984年莫干山会议照片
任何一次成功的会议必然有恰当的会议主题。而作为被历史记忆的莫干山会议自然也有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主题。谈起莫干山会议主题，自然离不开“国民经济讨论会”。从1982年底始至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前，朱嘉明、黄江南和张钢三人就以《经济学周报》名义，先后全封闭式的召开九次“国民经济讨论会”。
这九次会议内容涉及到有关发展商品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问题，主题包括农村组织农业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宏观调控问题、企业运转机制及改制问题、金融与财政关系问题、价格与市场问题，外汇与外贸问题等。这些会议的主题是与当时的时代发展背景密切相关。当时，农村改革已有起色，但城市改革总体尚未起步。随着改革的深化，整个国家面临着由农村改革向城市改革推进的历史性课题。
而当时的会议讨论的主要是单独领域的问题，没有进行交叉综合性讨论。因此，朱嘉明、黄江南等组织者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经济学者会议，讨论这些问题。在莫干山会议筹备过程中，经过月坛北小街2号《经济研究》编辑部商讨后，他们正式确定了会议宗旨为“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最后，由《经济研究》编辑乔桐封执笔拟就的“征文”文稿在《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等报纸发出。“征文”文稿显示：讨论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造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
而征文文稿拟定的议题虽然指向现实，但是非常宽泛，需要确定更加具体的议题。根据筹备分工，朱嘉明和黄江南两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设置莫干山会议每个讨论组的主题。当时，他们主要在国务院咨询部门工作以及一直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革重大策略的策划工作。再加上之前的九次“国民经济讨论会”的经历，他们就能够拿出一套很有挑战的各分组的讨论性议题。在他们看来，会议主题必须是当时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面对的尖锐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议的讨论有的放矢、切中要害。
在九个月的会议筹备阶段，他们初步构想分为5个专题讨论组，即基本理论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组、工业经济组、农业经济组、财政金融商经组。到了莫干山上，考虑到改革的全局性和迫切性，加之会议人员较多，故专题讨论组有所拓展，增加到7个，而且顺序有所调整。
第一组是宏观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宏观问题，召集人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马小冈；
第二组是企业组，讨论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问题，召集人是重庆社科院周天豹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杨沐（1946年生）；
第三组是开放组，主要讨论对外经济开放问题，召集人是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朱嘉明；
第四组是流通组，主要讨论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问题，召集人是商业部办公厅蔡晓鹏（1950年生）；
第五组是金融组，主要讨论金融体制改革中问题，诸如金融市场、股份经济、劳动力流动等问题，召集人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蔡重直；
第六组是农村组，主要讨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接口问题，比如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农副产品购销政策等问题，召集人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周其仁；
第七组是理论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商品经济、所有制问题、政府经济职能问题等，召集人是中国社会科学编辑王晓鲁和社科院经济所研究生高梁。
从9月3日始，莫干山会议正式召开，按照论文内容与专业兴趣，与会者被分配在七个课题组内。浙江省领导、中央部委代表、发起单位等各方相继讲话。其中9月3日下午，国家体改委徐景安发言，类似会议的主题报告，基本算是抛出一个供大会研讨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以国有企业自负盈亏为中心，以计划体制和价格体制改革为两翼。
图 | 徐景安。徐景安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
之后，整个会议进入激烈的讨论阶段。随着会议研讨的深入，宏观组被徐景安改为价格组。当时，田源是国务院价格中心的研究人员，在发言时，把不久前中南海开会时了解的内部情况带到会议上，在价格改革问题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和争论。当时，党内就有各种探讨，比如物价改革是一步走，还是两步走？怎么走法？1984年9月9日，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在给中央常委的报告中，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重要问题，其中，价格改革是重中之重。
因此，宏观组的会议成为当时讨论最热烈、最富有成果的讨论与争论。根据召集人马小冈的回忆，由于发言过于踊跃，他不得不采取发言限时15分钟的规定，到点则以敲茶杯作为提示。那间小会议室一时间竟然挤进一百多人，因为座椅不够，许多人便站在桌子上或听或辩。实际上，整个莫干山会议重点转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各方面配套改革。
在会议上，中青年对“价格体系必须改”是有共识的，但在路径上存在激烈的争论，形成三种意见：一是以田源为代表，主张“以调为主”，即依靠行政手段调整价格；二是以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主张“以放为主”，即主张价格放开，让市场起调节作用。三是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华生、张少杰等为代表，主张“调放结合”，即主张保留计划价格的同时，一方面对价格进行调整，一方面逐步放开价格控制，让市场发挥作用。
会后，会议副秘书长、国家体改委委员干部徐景安以会议讨论的有关价格改革的思路,结合自己的思考专门撰写了一份报告，题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指出“调”与“放”两种思路，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并不互相排斥和对立，在改革中可把两者结合起来，能放的先放，能调的先调，互相促进、相辅而行。
1984年9月15日，他们就完成并上报了七份专题报告。这些报告，以一种崭新的文风示人，一改过去动辄引用马列经典的陈词滥调，从问题出发，提出政策建议。而黄江南也表示，从这次会议可以看到，青年人根据实际情况研究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总的来说，莫干山会议作为一次全国性经济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议题并不是个人的凭空设想，而是以当时国家改革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为基础的，具有鲜明的时代问题导向，从而为中央改革与决策提供思路与方略。
参考文献/注释：
1.柳红.1984:莫干山会议[m].东方出版社,2019.
2.柳红.历史之棱镜.此文原载于《经济观察报》2014年9月8日.，被收录于《1984:莫干山会议》一书，第58-89页.
3.常修泽.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此文原载于《学术研究》杂志2012年11期第63-74页，被收录于《1984:莫干山会议》一书，第25-57页。被收录时，此文个别地方做了订正。
4.张钢.关于莫干山会议的若干背景情况.此文被收录于《1984:莫干山会议》一书，第202-217页.
5.田源.莫干山会议的前前后后. 此文被收录于《1984:莫干山会议》一书，第235-247页.
6.徐景安.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此文是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报告之一，被收录于《1984:莫干山会议》一书，第298-316页.
7.马小冈.从莫干山会议到京丰宾馆会议.此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被收录于《1984:莫干山会议》一书，第147-151页.
8.征文启事.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此文原载于《经济日报》1984年6月12日，被收录于《1984:莫干山会议》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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