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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望历史，我们更应珍视来之不易的今天。
1984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一批思想开明、富有激情的中青年学者云集浙江德清莫干山，开启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莫干山会议。会议的召开，是多方势力与条件共同推动的。朱嘉明、黄江南、张钢、刘佑成四人，经过五步，凝聚共识，组织此次会议。他们在风险中周全考量，争取了开明力量的支持，通过原始众筹方式取得资金，在浙江这块改革开放先行区上举办了此次会议。
会议汇聚了全国各地关注改革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富有理想，勇于探索。会议的召开为青年一代在中国新时代的崛起提供了舞台。当时，商品经济理论仍遭到部分势力的抵制，城市改革尚未全面铺开，会议的举办并不容易。但是，这些中青年学者以务实的态度，为党和国家建言献策，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回顾莫干山会议，让我们重新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
文 | 夏 日
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产业经济、乡村振兴以及社会治理等，曾主持或参与多项政府机构等研究课题，长期在全国多地开展驻社区调研，撰写大量调查报告随笔和政策评论，多次发表在人民日报、中国社会报、澎拜研究所、中新经纬等媒体及杂志。
图 | 1984年莫干山会议照片
1984年9月3日，莫干山会议终于在浙江省德清莫干山召开，并于9月10日圆满结束。作为改革初期重要会议之一，莫干山会议一直被历史所记忆。然而，在当时，由于保守势力很强大，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意识形态依然比较紧张，莫干山会议的召开并非那样容易，而是在风险中借势而行，堪称改革过程中一次创举。
一是经济改革理论依据遭到反对。
在莫干山会议之前，高层做出决定，拟在1984年10月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当时遇到的突出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一种是继续按照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或“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惯性运作；另一种则是另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路。实际上，在80年代初期，以薛暮桥为代表的学术界就已经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但是这种观点受到党内另一势力的坚决反对。比如有人指出绝不能把经济模式概括成“商品经济”，否则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因此，在1983年“清污”运动中，这部分势力甚至把“商品经济理论”当成“精神污染”来进行大批判。
二是城市经济改革总体尚未起步。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最初几年，改革主战场在农村，城市只进行了企业层面局部的放权让利试验。到1984年，农村改革已有起色，但城市改革总体尚未起步。随着改革的深化，整个国家面临着如何由农村改革和企业局部试点拓展为全面改革的历史性课题。当时，邓小平通过多次讲话，表明了支持推进城市改革的态度。其中，1984年春节，邓小平南方视察，返京后于2月24日发表关于特区和增加开放城市的讲话。6月30日，邓小平指出，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但是由于保守势力依然强大，城市经济改革依旧举步维艰。
然而，即使面对这样的历史宏观背景，莫干山会议依然圆满举办，主要依赖于党内改革派与民间改革派在风险中借势而行。
一是聚集一批思想解放的中青年学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特别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大学生、研究生开始成长，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开始崭露头角，出现各种研究圈子，比如农业农村圈、金融圈、宏观经济圈等。当时，主要有三支经济科学工作队伍引人注目：一是高等学校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地方社科院青年研究队伍；三是在京的中央和国家部委的相关研究机构，以及挂靠在相关部委、具有民间“基因”的研究组织的青年研究人员。除上述专业研究队伍外，在民间还有大量关心改革的中青年在执着探索。而在莫干山会议之前，朱嘉明、黄江南等组织者就表示不仅要把北京中青年学者组织起来，还应该把全国各地有志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中青年经济学者都发动起来。于是，通过向全国中青年征文，实行“五不讲”原则，采取以文选人的方式，在1300篇文章中选拔出了124中青年学者（包括少量的发起者与组织者）。这些中青年学者成为整个莫干山会议的主力军，主要以北京为主，以改革开放先行区为辅，涵盖24个省、市、自治区；年龄以青年为主，以中年为辅；单位以高校与社科院为主，以事业性研究机构以及党政机关为辅，涵盖企业、新闻等单位。
恢复高考后的一批考生是经历过新中国二十世纪罕见的阶级斗争暴风骤雨年代。历史给予这一代人艰苦的考验，也淬炼出无数担当历史重任的人才。
二是争取部分具有改革倾向的官方支持。
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由民间发起组织了一个“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中国改革研讨会”，意在把全国的改革者联合起来，推动社会进步，甚至有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图，但是遭到中央领导的批评。基于前车之鉴，
为了增加莫干山会议的合法性，一方面联合一些官方机构共同发起。朱嘉明、黄江南，张钢三人得到处于改革先锋新兴媒体的支持，比如《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等以及获得《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传统媒体的支持。同时，在刘佑成的争取下获得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支持，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也作为联合发起单位，加起来总计10来家。另一方面争取中央高层与部委的支持。他们联系了所有能够联系到的中央领导和有关部委领导的子女、秘书，将召开会议的信息以及会议将讨论的议题，事先向这些人通气，争取他们的支持，起码不持反对态度。其中，王岐山从筹备开始全程参与，李湘鲁和孔丹在会议召开期间参与会议；张劲夫在杭州接见会议代表。此外，在中财经的娄建、中宣部贾春风等帮助下，会议期间的信息几乎送达当时所有中央领导人，没有明确支持，但也没有明确反对。
三是运用原始的众筹方式获取资金支持。
资金支持是莫干山会议得以顺利召开的物质基础。在现在看来，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议想要申请公共资金支持是相对容易得多的，也能够得到公共资金的支持。但是在1984年，民间组织举办一次全国性的会议想要获得公共资金支持很不容易。当时商议的结果主要是原始众筹，由各发起单位出资1000—2000元不等。之后，王岐山以中央书记处农研室的名义资助1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款项。
即便如此，整个会议资金依然不是很宽裕，不得不尽量简约。整个会议支出项目主要是印制材料、会场、交通和伙食补贴等，还有中秋节的月饼、糖等。由于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伙食以及交通等费用自然也有所优惠。另外，差旅住宿费由参会者自费。从1984年8月15日筹备组寄出的《会议注意事项》中的相关规定中可知会议组织者也要精打细算，尽量降低会议开支。比如“会议代表差旅费、住宿费回本单位报销”；“由于住宿安排条件有限，请不要提前到达。”
四是确定浙江德清莫干山作为会议地址。
如果从现在的眼光看，召开一次会议选定一个会址非常容易且各地抢着举办，以便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举办一次综合性交叉学术讨论会议，涉及到当时非常敏感的城市改革话题，就存在不少的困难。因此，会议组织者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会议地址。莫干山这个会议地址是由朱嘉明最先提出的。1983年，当张钢与刘佑成在北京见面时，就谈到在莫干山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经济学者会议问题。刘佑成表示浙江德清县莫干山是一个开会的好地方，有历史文化背景又清净。
现在的莫干山已经成为国际旅游度假区创成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朱嘉明、黄江南与刘佑成在杭州两聚时，最终确定莫干山作为会议地址。一方面刘佑成回去后，向省里的经济研究中心做了汇报，另一方面，私下里，中央书记处农研室主任杜润生向时任浙江省省长薛驹打了招呼。最终，莫干山会议获得浙江省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当时莫干山举办会议具有几个条件：一是远离北京避免风头过大的政治风险；二是可以保证整个会议完全封闭，避免风险失控；三是刘佑成有些便利条件。当时刘佑成是浙江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四是浙江省是当时改革开放的先行区，自然也是支持的。
由此可想而知，在当时意识形态比较紧张而城市改革还未起步的背景下，举办一次全国性会议是不容易的。而莫干山会议在正式与非正式的风险中借势而行，聚集一批思想解放的中青年学者，在争取具有部分改革倾向的官方支持下，运用原始众筹资金的方式，在浙江省德清莫干山圆满举办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一次民办官助的全国性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会议，是在多种条件共同推动的会议，值得被历史所记忆。
参考文献/注释：
1.柳红.1984:莫干山会议[m].东方出版社,2019.
2.常修泽.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此文原载于《学术研究》杂志2012年11期第63-74页，被收录于《1984:莫干山会议》一书，第25-57页。被收录时，此文个别地方做了订正。
3.张钢.关于莫干山会议的若干背景情况.此文被收录于《1984:莫干山会议》一书，第202-217页.
4.刘佑成.莫干山会议始末.此文原载于《经济观察报》2018年6月11日，被收录于《1984:莫干山会议》一书，第90-110页.
5.柳红.历史之棱镜.此文原载于《经济观察报》2014年9月8日.，被收录于《1984:莫干山会议》一书，第58-89页.
6.会议文件：《会议主义事项》、《通知》，被收录于《1984:莫干山会议》一书，第260-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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