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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望历史，我们更应珍视来之不易的今天。
1984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一批思想开明、富有激情的中青年学者云集浙江德清莫干山，开启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莫干山会议。会议的召开，是多方势力与条件共同推动的。朱嘉明、黄江南、张钢、刘佑成四人，经过五步，凝聚共识，组织此次会议。他们在风险中周全考量，争取了开明力量的支持，通过原始众筹方式取得资金，在浙江这块改革开放先行区上举办了此次会议。
会议汇聚了全国各地关注改革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富有理想，勇于探索。会议的召开为青年一代在中国新时代的崛起提供了舞台。当时，商品经济理论仍遭到部分势力的抵制，城市改革尚未全面铺开，会议的举办并不容易。但是，这些中青年学者以务实的态度，为党和国家建言献策，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回顾莫干山会议，让我们重新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
文 | 夏 日
安邦智库（anbound）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产业经济、乡村振兴以及社会治理等，曾主持或参与多项政府机构等研究课题，长期在全国多地开展驻社区调研，撰写大量调查报告随笔和政策评论，多次发表在人民日报、中国社会报、澎拜研究所、中新经纬等媒体及杂志。
图 | 1984年莫干山会议照片
1984年9月1日，莫干山会议终于在浙江省德清莫干山召开，并于9月10日圆满结束，被历史所记忆。作为改革时期一次全国性的重要会议，莫干山会议在风险中借势而行成功举办，对国家社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有的人只谈其中一方面，有的谈了多个方面；有的谈了直接影响，也有谈了间接影响；还有的谈了短期影响，还有的谈了长期影响。通过梳理相关的文献资料，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长期影响。具体如下：
一是青年政经人才开始顺势崛起。
在莫干山会议之前，青年人在社会舞台上一直处于被压抑状态，哪个领域都是由老人、权威占据，论资排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大学生、研究生开始成长，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有超前的想法，有着强烈参与社会变革的热情与愿望。虽然少数人小有名气，但绝大部分都还是沉默的一代，没有形成合力，没有整合成一支对决策具有影响力的队伍。在莫干山会议中，主要是青年代表，也就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30岁左右，经历“文革”、上山下乡，恢复高考之后考取大学和研究生。莫干山会议之后，“中青年”成为被社会广泛承认的改革时代的新名词。不仅国务院领导找了几位青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找他们。
会后，莫干山会议参与代表很多进入政府部门，比如国家层面，田源成体改委委员、张维迎进入体改委。还有一批去江西参加价格改革试点工作。地方政府也注重发挥青年学者的作用，开始愿意吸纳青年学者的意见，鼓励年轻人冒头。更多的中青年学者开始走出校门，进行学术与理论交流，走向改革一线。同时在1985年，在天津举办了第二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学术讨论会，参与人数更多，所代表的地区更广泛，参与讨论的话题更加丰富多样，出版论文集《腾飞的构想》。可以说，莫干山会议为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此后在政治与学术上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二是改革理论研究逐渐从无到有。
在莫干山会议之前，中国的经济是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施传统的计划经济。而关于经济改革理论还处于“无”的状态，因此需要青年学者摸着石头过河，进行深入研究。莫干山会议讨论中就基本上是拉开了经济改革理论的研究，涉及到不少的经济改革理论议题，比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外开放等问题，具体议题比如价格与市场改革、对外开放、国企运转机制及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政府经济职能等。莫干山会议后不久，《经济日报》接连开辟五个专版，刊登莫干山会议的18篇理论成果。同时，引发对其他一些问题，比如宏观经济调节与控制，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所有制关系改革等基本理论的研究。
与此同时，根据莫干山会议的商议，会后不久，由中青年自己创办的刊物《中青年经济论坛》于1985年4月在天津创刊，编委会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莫干山会议参与者，标志着中国中青年经济学者有了自己的学术阵地。这家事实上是民间的学术刊物，以京津沪为核心，聚焦了全国各地有影响和活力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在五年时间里，中青年经济论坛发表了中青年经济学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学研究的数百篇学术论文。可以说，不少中青年经济学者积极发表文章阐释观点，形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青年经济学者从事深度学术研究的高潮。
三是经济政策研究摸着石头过河。
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国内尤其是政府部门没有政策研究更没有经济政策研究，而所谓政策研究室是大秘书班子，没有独立研究，只是负责给领导写文件与发言稿。政策研究基本上是一个空白，但是这种情况在莫干山会议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莫干山会议上，青年经济研究者根据议题设置，讨论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现实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会后，根据会议谈论情况，徐景安、朱嘉明、王岐山、黄江南、周其仁等负责起草拟向高层汇报的专题报告，还有多位青年学者参与了执笔。这些报告一改过去动辄引用马列经典的陈词滥调，从问题出发，提出政策建议。经过紧张的分析与整理，于9月15日完成了7份专题报告，并派代表向主管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汇报。其中，《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获得高层领导的积极批示。可以说，莫干山会议为中央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不仅如此，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要把青年经济学家组织起来，为国家的改革开放献计献策，于是体改委组织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及下的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北京市政府系统下北京青年经济研究会等。与此同时，一些省级领导开始建立咨询顾问团，比如河南省委邀请莫干山会议骨干组成河南咨询团，包括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等；上海市委市政府委托《经济日报》组建上海经济工程组，探讨上海振兴与发展方略。可以说，经济研究直接服务于政策，甚至产生政策研究，为国家献计献策。
作为一次在风险中借势而行的会议，莫干山会议被历史所记忆，自然离不开其对青年政经人才的崛起、改革政策理论研究、经济政策研究所产生的三大长期影响。
参考文献/注释：
1.柳红.1984:莫干山会议[m].东方出版社,2019.
2.柳红.影响改革进程的莫干山会议.此文原载于《经济观察报》2008年10月27日，收录于《1984:莫干山会议》一书，第3-24页.
3.常修泽.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此文原载于《学术研究》杂志2012年11期第63-74页，被收录于《1984:莫干山会议》一书，第25-57页。被收录时，此文个别地方做了订正.
4.李罗力.追忆1984年莫干山会议.此文原载于《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8月3日，被收录于《1984:莫干山会议》一书，第141-146页.
5.贾康.欣逢大时代 意气论兴亡. 此文原载于《中国财政》2008年20期，被收录于《1984:莫干山会议》一书，第124-134页.
6.杜厦.莫干山会议的前后与天津中青年经济学家.此文节选自杜厦《一个人和他的时代——杜厦自传》，第383-393页,被收录于《1984:莫干山会议》一书，第193-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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