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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十八大为分界点，中国政治进入到一个新时期。伴随着核心领导层的更替，中国逐步展示出更加强烈的发展雄心，提出了更加进取的发展策略。中国领导人不仅提出了“中国梦”，近两年还频频采取了一些“大动作”——中国领导人不仅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还提出了“一路一带”（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成立了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划定了东海防空识别区等。诸多举措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在国际上展示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拓展国际发展空间的同时，国内发展是中国的另一篇大文章，以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为特征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不小的挑战。全面、客观地理解国家利益，有利于中国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未来的发展战略。
以十八大为分界点，中国政治进入到另外一个时期。伴随着核心领导层的更替，中国逐步展示出更加强烈的发展雄心，提出了更加进取的发展策略。中国领导人不仅提出了“中国梦”，近两年还频频采取了一些“大动作”，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新领导层对国家利益的高度重视。中国领导人不仅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还提出了“一路一带”（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成立了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划定了东海防空识别区等。诸多举措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在国际上展示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拓展国际发展空间的同时，国内发展是中国的另一篇大文章，以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为特征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不小的挑战。国内目前正处在“十三五”规划编制前期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从战略上调整与充实国家发展方向的关键阶段。在当前的特殊阶段，更加全面、客观地理解国家利益，有利于中国更加科学、合理的编制规划。
一、国家利益的概念解读和内涵界定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国家利益是一个框架性概念，其概念本身拥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定义方法也极具多样性。一般而言，利益可以被定义为“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同需要”，因此对国家利益的解读核心也往往集中于“需求”层面。学术界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包括“国家需求认定的各种客观对象的总和”，“一国希望得到的和害怕失去的辩证统一”，“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等。
的概念是在最早的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才出现的，由法国的主教首先提出国家至上理论，可见国家是最高的本源，至高无上，国家利益自然就源于国家主权，是国家的最高目标，的出发点和归宿。于是，国家利益成了决定国家对外政策与行动的基本动因，影响的核心因素，也是国家间关系最基本的驱动因素。在民族国家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每个国家都极力强调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要指出的是，国家利益与政府统治者利益不同，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而言，执政的政府可以更替，但国家依然存在。因此，国家利益是超越于统治者利益和被统治者利益的。
二、国家利益研究的智库观点和学者意见
在学术领域，如何界定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学各流派之间争议的焦点之一。在对国家利益的早期研究中，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beard，1874－1948）曾提出：经济是国家利益的核心，政治家提出的“国家利益”具有地方倾向性（代表性不足）。这一理论反对国家以“国家利益”为名对外进行干涉，鼓吹孤立主义观念。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1904—1980）则提出了由权力界定的利益观，认为国家的行为不应受抽象的、一成不变的道德原则的束缚，制定政策必须遵循利益与权力相互确认的过程。通过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论述，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更加凸显。
20世纪的冷战激化了国家与体系之间的矛盾，也推动了国家利益研究的发展。在这一阶段，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提出：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决定国家行为的最基本的因素；国家以追求利益为主要目标，但不能超越国家能力的范围；空洞的道德观念不足以构成国家利益的要素，实用主义和权力才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政治行为和外交决策必须用权力的标准来衡量，决不能按照一般的道德观念或个人道德标准来评估。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美国和西方更加注重用系统、分类、科学的方法界定国家利益，方法论的革新推动了国家利益的国际主义理论分析、层次建构分析等方法的产生，进一步发展出了对不变利益和可变利益、内部利益和外部利益的区分以及国家系统论等各种理论，国家利益的内涵被进一步细分，外延得到拓展，利益理论发展开始重视国内与国外、政治与经济、中心与边缘、长期与短期等细分领域，国家利益的涵盖范围在纵向和横向上得到了很大拓展。
继查尔斯·比尔德和汉斯·摩根索等人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唐纳德·纽切特雷恩（donald e.nuechterlein）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分类。他将美国国家利益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国防利益（抵御外国攻击）、经济利益（保障国家经济福利）、世界秩序利益（维护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安全、稳定、和平）和意识形态利益（保持本国核心价值观）。1992年，美国三家著名智库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尼克松中心和兰德公司联合成立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并于1996年和2000年出版了两份《美国的国家利益》报告。1996年，该报告将美国的国家利益进行了详细的层次划分，分为“生死攸关的利益（vital national interests）”、“极端重要的利益（extremely important interests）”、“比较重要的利益（just important interests）”和“重要性相对较低的利益（less important or secondary interests）”等四个层级。美国对国家利益划定层级的意义在于确定国家行动的原则，涉及利益层级不同，国家采取的行动就有所差异。该报告提出了美国对于不同利益采取不同行动的原则：（1）对于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即使在没有盟友参与的情况下采取单边行动，美国也要准备投入战斗；（2）对于极端重要的利益，美国只有在生死攸关的利益受到威胁的盟国的共同参与下才应准备动用武装力量；（3）对于重要性相对较低的利益，美国应个案处理，并且只有在低代价和其他国家分担最大费用的情况下才应参与军事行动。
2000年7月，《美国的国家利益》报告全面阐释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该报告指出，生死攸关利益是整个国家“生存所必需的利益”，它对保障和提高美国人民在一个自由和安全的国家里面的生存和幸福绝对必要。该报告将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确定为以下五个方面：（1）预防、阻遏和减少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对美国本土及其海外驻军的攻击；（2）确保盟国的生存以及在建立一个有利美国及其盟国兴旺发达的国际体系时，他们能够积极地与美国合作；（3）防止敌对大国的兴起，防止美国周边国家崩溃；（4）确保重要国际体系有效运行（贸易、金融市场、能源供应和环境等）；（5）在不违背美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与可能成为美国战略对手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建立建设性的关系。该报告通过论述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实际上比较全面地宣示了美国国家核心利益。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也对国家利益的界定进行了理论探讨。王逸舟教授在运用层次分析法研究国家利益时指出，国家利益是一个存在不同“细分类别”的集合概念，其各种要素时刻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中。国家利益的外部决定因素可分为“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内生变量”主要指广义上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国家政体形态；外生变量主要指一个国家的外部环境所包含的各种相关成份，如国际和平与冲突的现况、大国关系和国际组织内的合作氛围、邻国和相近区域的经济基础及其景气程度、世界经济成长的总体状况、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及传送速度、特定时期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各种非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的活跃程度及作用方式等等，总之包括了国家在决定其主要利益时所要考虑的一切外部因素。在这两者中，“外生变量要素”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全球化潮流，使国家利益日益突破传统的认知框架，变得广泛而相互依赖，导致国家利益视角更加多元，受利益影响的国家决策过程也因此更加复杂。
过去，对中国国家利益范畴的讨论受到严厉的贬抑，但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迅猛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利义务边界的拓展，一方面促进了自身经济发展、社会模式和治理体系的变革，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学界和政府对国际责任问题和国际共同问题更加关注。王逸舟教授认为，中国一方面应清醒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积极看待国际环境中的有利因素，以改革促进解决内外矛盾；另一方面也应客观认识到自身地位的变化，主动调整传统利益观念，以积极、渐进、非对抗的姿态融入国际体系、改良国际体系，划分中国国家利益的不同层次，从而设定战略目标的优先次序，在全球治理领域、周边区域和次区域领域里一些“力所能及”的问题上，力争做到“有所作为”。
虽然王逸舟教授的观点并不完全代表中国学界对国家利益的研究，但比较中美学者对国家利益的研究可以看到，美国智库和学者对国家利益的界定非常清晰、务实，内容充实，对于国家战略制订和政策研究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美国智库对国家利益问题的研究十分深入。而中国学者对于国家利益的表达比较苍白，这与中国过去不允许对国家利益进行深入研究的环境有关，对此问题的研究和解释权力更多掌握在政府手中。
三、美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表述
美国历届政府对“国家核心利益”有比较明确和稳定的官方表述。2006年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美国的核心利益包括保卫国土安全，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庇护和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重视对地区盟友的安全承诺，维持美国的军事优势，防止地区霸权和与美国实力接近的竞争者崛起，实现其主导下的世界和平和安全；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国式的自由和有效的民主政治；推动美国经济繁荣，确保全球经济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实现稳定增长。
2010年5月，奥巴马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美国的核心利益包括：美国、美国公民以及美国盟国与伙伴的安全；通过维护一个保障机遇、促进繁荣的开放国际经济体系来保持美国经济体系的强健，维护创新环境；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在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内，通过更强有力的合作促进和平、安全和机会以应对全球挑战。同在2010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也指出：“美国的利益与国际体系的完整性和坚固性密切相关。其中主要利益是安全、繁荣、广泛尊重普世价值以及能够促进合作行动的国际秩序。”
2013年9月24日，奥巴马在联大发表演讲称，美国的核心利益包括确保盟友免遭侵略、维护能源的自由流动、瓦解“威胁我国人民”的恐怖网络、阻止研发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奥巴马称，核心利益不是美国唯一的利益，美国将继续推广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因为这些做法能带来和平与繁荣。
2014年，美国国防部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重申四项美国核心利益：美国、美国公民、美国盟友及伙伴国家的安全；美国经济在开放的国际体系内保持强健、创新、不断增长，促进机遇与繁荣；在美国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在一个由美国领导地位来促进的国际秩序下，通过更有力的合作促进和平、安全与机遇的发展，以应对全球挑战。
整体来看，美国政府官员所表达的国家利益在内涵上具有更多延伸，包含了更多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这与美国试图维持全球霸主地位的目标是一致的。
四、中国政府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发展
2003年2月24日，时任中国外长唐家璇在会见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时提到：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妥善处理这一问题是保障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关键，“核心利益”问题开始进入中国外交语境。2009年7月，国务委员戴秉国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提出，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戴秉国曾提出：“什么是我们的核心利益？我个人理解，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这些利益是不容侵犯和破坏的。”
2011年9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主持亚洲安全领域规模最大的多边论坛——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海）时，首次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和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新亚洲”的战略蓝图。习近平主席呼吁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念，探索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战略，决定了中国维护国家利益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辨证统一的战略选择。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1月28日主持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对中国选择和平发展战略的原因做出如下解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不断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和平发展带来的利益，不断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来之不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断实践逐步形成的。我们党始终高举和平的旗帜，从来没有动摇过。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提出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和奉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世界做出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强调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这些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坚持下去，永远不能动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就是历史规律。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
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我们要广泛深入宣传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思想，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的发展，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将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
五、利益观念的发展与国家战略的变革
随着全球化发展和中国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中国面对的国际安全压力和国内发展压力均有所上升，这给中国长期坚持的发展战略和国际交往战略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的发展需要更宽广的视野、更高的平台，也需要在把握过往外交战略精髓的同时，进一步深入理解国家利益的深刻内涵，以新的国家战略更好地指导中国的实践。
中共中央曾在“十二五”战略规划中对我国的对外战略做出如下表述：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要以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的方式，积极创造有利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规划纲要提出，在外部环境的经营上，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扩大同发达国家的交流合作，增进相互信任，提高合作水平。深化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维护共同利益。深入开展多边外交，积极参加国际合作。维护我国海外公民和企业正当权益。加强公共外交，广泛开展民间友好交往，推动人文交流，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国务委员杨洁篪曾在十八大以前撰文总结中国十年来的外交外事工作。他在文章中指出，十六大以来的十年，中国外交开辟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建设的新境界。具体包括：（一）深化对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认识。（二）明确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方略。（三）提出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四）倡导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五）进一步完善我国总体外交布局。在具体战略实践中，中国实现了：（一）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二）积极运筹、平衡推进与大国关系。（三）进一步夯实周边战略依托。（四）巩固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五）在多边舞台上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六）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七）不断提升我国软实力。（八）坚定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十八大以后，中国在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针对中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一届领导集体用独具特色的战略思维，指导中国外交工作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中国全力稳定和拓展周边睦邻友好外交的局势，战略性运筹与主要大国的关系、抓住国际局势变化的时机提升中国的“战略筹码”，巩固和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深入参与和引导多边外交进程。由此，中国新时代外交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特性更加凸显，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发展战略，维护了中国的战略利益。
中国学者指出，中国对外战略在十八大之后面临着新一轮转型和调整。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存在两大风险和挑战因素：国家安全压力有所上升；国家发展任务非常艰巨。在安全领域，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风险因素增加，而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又与日俱增的背景下，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日益加大。十八大报告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动荡频繁发生，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
但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进一步提升。整体上看来，中国的外交心态比过去更加自信，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角度坚持中国战略的延续性和可预期性；外交姿态更加主动；外交理念更加包容，大力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外交行为更加积极进取，在反对霸权强权、维护公平正义、积极参与治理、对世界局势发展提出一系列新主张、新看法。在我们看来，中国希望借助表达国家利益来展示新一届领导人对世界和对中国的不同看法，希望在国际场合发出中国不同的声音。
六、以新的利益观念指导对外战略变革
应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需要新战略、新思路，但其根本仍在于我们如何理解、把握和判断涉及中国总体发展和世界局势演变的重大问题、核心问题。维护国家利益既是对外战略的出发点，也是对内推进改革、推动建设的根本目标。我国即将展开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将强化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对内与对外的关系，将“引进来”与“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科学设定规划目标指标，也必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
李克强总理曾在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就构建亚洲共同体提出三大期望：坚持共同发展的大方向，结成亚洲利益共同体；构建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形成亚洲命运共同体；维护和平发展的大环境，打造亚洲责任共同体。这种高瞻远瞩、胸怀广阔的区域观、大局观和战略观，体现了中国对自身正确的战略定位，也必将在全世界唤起最广泛的共鸣。
在决策领域和研究领域进一步理清中国的国家利益观念，更加清晰地界定中国国家利益，必将有助于中国的决策部门在具体实践中更好地形成战略、凝聚共识、引领潮流、指明方向，有助于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民族复兴这一最根本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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