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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务部27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4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9.6亿美元，同比增长14%，占同期总额17.4%，较上年上升1.8个百分点。中企在相关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415.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34.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5.2%和12.9%。可见，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
目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正在推动该协定于明年生效。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rcep成员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东亚区域范围内形成了部分重叠，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密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互补关系，创造更多的投资合作机会。
今天安邦带领大家回顾一则去年中美两大智库机构关于中国“一带一路”政策（bri）建议的深度对话，从智库、专业、研究的角度对“一带一路”进行分享与探讨。对话双方分别为兰德（rand）亚太地区政策研究中心主任——dr. rafiq dossani，兰德高级政策研究员——dr. jennifer bouey,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研究助理——潘宇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陈甬军教授。安邦智库全球事务负责办公室主任——王怡主持召开了此次会议。
本文主要摘取了四位研究学者对“一带一路”政策的看法和建议，并对公众广泛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了解完整版我们欢迎您登录「 安邦云视频平台 」，搜索《与兰德公司对话“一带一路”政策建议（上、下）》，与安邦智库一起感受对话全球意见领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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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第一位发表演讲的是dr. rafiq dossani，我知道兰德（rand）刚刚完成一份有关“一带一路”政策（bri）的最新报告，那么研究结果如何呢？请与我们分享一下兰德关于bri的看法及建议。
dr. rafiq dossani: 谢谢王怡主任的邀请，我很高兴来参加这次的会议，同时我也很愿意从我的角度为大家介绍有关“一带一路”政策的研究。但在此之前我想指出一点，兰德作为一个独立的智库研究组织，它自身是没有立场和观点的，我们的研究人员只是根据已有的数据和资料做出分析，并以此得出结论。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研究bri的主要目的是试图揭开这项政策的神秘面纱，而我们在研究后得出了如下结论：
首先，“一带一路”政策将打造四个不同的“之路”。其中一个之路是关于集体主义，特别是以中国为港口的全球集体主义。这项政策有很多优点，同时也有一些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而有关这些问题我们已经在研究报告中进行了论述。
其次，世界缺乏建设基础设施的资金，即使世界上的资本有很多，但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获得它们。所以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用于投资建设的资金严重短缺。但现在中国可以提供一些帮助，虽然不能填补全部缺口，但对于贫穷国家来说还是具有变革性的。例如巴基斯坦，每年的收入从未超过一亿五千万美元，而这其中通常还包括大量的军事物资，但通过bri的建设性发展，巴基斯坦将获得约620亿美元的投资。
从调查结果的基础上来看，我们可以得出有关“一带一路”政策的许多结论，例如它仍然需要讨论的优点，缺点和问题等，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在稍后的讨论中分享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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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谢谢dossani博士的分享，我们从兰德的研究报告中获得了有关“一带一路”政策的一些基本想法。接下来欢迎dr. jennifer来和我们交流对bri的看法和建议，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兰德的研究成果如何，你们又是如何协作的呢？
dr. jennifer：当我们对bri进行研究时，遇到的挑战还是很多的。我大约一年前才加入兰德，而dossani博士带领的团队已经进行了两年的研究，所以对这个团队来说我还是个新人。但我也认为我们的报告非常关键，因为这是经过多年研究得出的结果。当我们对bri进行研究时，遇到的挑战还是很多的。
首先，找到一个稳定的平台来查找数据非常困难，因此我们的大部分研究都基于政府白皮书、政策文件和新闻报道。我们在努力做到对bri保持客观公正的判断，不仅讨论bri的目标和特征，还要收集一些公众对bri的普遍意见。因此在本报告中，我们就针对bri的8个主要意见提供了分析结论，我们称其为bri的外部分析。
基于社会上没有人真的质疑世界是否需要bri，但是人们想知道中国推动bri的动机是什么，以及bri项目对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什么其它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报告中也列出了这8个意见主要关注的领域，并针对每个领域都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收集到更多的数据作为证据，判断bri是否真的专注于中国和其伙伴国的利益，或者当我们谈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时，可以有定性数据来显示其中的差异。
就新冠疫情而言，我认为在这种环境下，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将精力放在了抗击疫情上。“一带一路”建设的暂停、旅游禁令的颁布、劳工发病率持续上升，以及物资供应不足导致一些全球供应链停止等等，这些问题都可能会引起一些麻烦。另外在财务上，当每个国家都面临经济不景气的问题时，引入和签署新项目都会引起许多担忧。这些都是新冠疫情对bri的影响。但我也想指出，某些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当疫情被遏制住后，bri项目在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的重启都获得了成功。
除了传统的“一带一路”项目外，我听说中国国家领导人还提到要加强建设健康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我认为这是在疫情期间合理调整bri的重点，健康很重要，数字基础设施也很重要，像我们现在就在用数字科技召开远程会议。因此，我认为这些是新冠疫情为bri项目带来的新思考。
长按识别图中二维码，阅读阅读兰德公司研究成果《解密“一带一路”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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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谢谢dr. jennifer的分享。潘宇研究员，你能从安邦（anbound）的研究角度，为我们分享一些关于“一带一路”政策的思考吗？
潘宇：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情况有些复杂。我们研究题目是“一带一路”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带一路”政策的形成，第二部分是“一带一路”政策的实际发展情况和发展方向。有关一带一路实际发展的讨论有很多，但我认为它建设的初衷才是关键。
第一，我们认为，bri的形成可以追溯到2000年至2010年中国经济的黄金时期。那段时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直到2008年经济大萧条，国际贸易的发展变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并且国际贸易的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都将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但是这样的驱动模型存在一些问题。经过研究，我们认为新丝绸之路的构想可以帮助北京找到新的市场和解决黄金时代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并在政治立场上获得一些利益。
其次，关于“一带一路”政策的实际发展，我有三点想要讨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实际发展中可以看到明显的背离，即 “一带一路” 政策的实施与其初衷不一致，这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解决了黄金时代的问题，创造了更好的地缘政治环境。
那么bri的发展为什么会偏离它建设的初衷呢？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它已经在欧亚大陆建立了庞大的多维运输网络，但公路与一带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平衡，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对于大多数观察者而言，bri已演变为“ soe 基础设施”模型，我们将其命名为s i模型。其次，它不能解决国内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因为海洋丝绸之路项目由东部沿海地区主导，经济实力雄厚，而由于一带一路不平衡，西部开发进度较慢，并没有真正融入这一过程。并且s i模型使bri越来越难以为继，这就是问题的根源，它无法解决黄金时代留下的问题，甚至使得问题变得更糟，例如产能过剩。
最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互动也将存在问题。由于“一带一路”建设涉及许多国家，而中国无法左右其他国家的行为，因为国家间的利益不同，有时相悖的利益将危害“一带一路”建设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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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好的，谢谢潘宇研究员的分享。陈教授，我知道您也从事“一带一路”政策研究很长时间了，早在2016年访问伦敦的时候，您就向英国投资者发表了公开演讲。我们记得那时您提到主动性是商业模型中的首要角色，您可以就此发表一下看法吗？
陈甬军教授：对比兰德和安邦的研究，我认为这两份报告都提出了问题，找出了原因，并对“一带一路”政策提出了建议，而且它们都有自洽的理论框架和完善的政策体系。总体而言，这两份报告都有着很高的理论深度，并建立了自己的逻辑框架，分析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未来方向，具有很高的政策咨询价值。同时，我想借此机会介绍我对“一带一路”理论逻辑的解读。
我认为双赢是“一带一路”政策的核心内容，并且其中的供求关系值得分析。中国将如何解决供应问题呢？最重要的是产品容量。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需要一个新的市场，制造业需要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特别是高级制造技术。此外，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也正在寻求安全且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亚洲的其他的伙伴国也需要为其基础设施行业提供资金。因此，“一带一路”政策的主要投资领域是铁路、天然气管道、电信、电力以及国家电网和海港。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一带一路”政策是一个多收益的经济周期，首先是达成合作意向后的贷款，其次是建设，然后是项目运营的收入，最后是在项目使用后退还贷款。同时欧洲国家也可以加入“一带一路”建设，因为它们高度发达且拥有先进的技术，而且通过这些建设项目，他们也可以获得好处。最后，像加拿大和美国，北美国家也可以参与bri的建设，因为它们具有创新能力，可以从该项目中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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